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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陈巨来的印面:下里巴人)吴昌硕先生的印风是更靠近“野山荒原式”的

简介: (陈巨来的印面:下里巴人)吴昌硕先生的印风是更靠近“野山荒原式”的,是写意的,是粗放的,是“出水芙蓉”,是返璞归真,他更寻求意外的天趣,虽以人工的操作来“仿”天然的趣味(他的“做印”),但追求的还是表达情怀、抒发情感。

又由于他的篆刻,更多地关注他。

于是买他的印谱,于是读他的印话,也看他写的书。

(陈巨来在刻印)陈巨来先生有一本书叫《安持人物琐忆》,书中有“吴昌硕轶事”一节,记载吴昌硕一件事,说:昌老在七十前,曾纳一妾,未二年,即跟别人不别而行,昌老念念不已,后自作解嘲,笑谓先外舅曰:“吾情深,她一往。

”…

虽说这本书是记载民国掌故的,但我总觉得拿前辈的内闱私事来讲,是不合适的,更何况,语气似乎还带着调侃的成分,更何况他在这一章节的开头,就写错了吴昌硕的出生年的帝号年份。

吴昌硕确实生于甲辰年,但那是道光二十四年(也就是1844年)。

如果他足够重视这位印坛前辈(要知道,吴昌硕先生整整比陈巨来先生大了60岁,整整一个甲子),那么他不应该记错帝号年份。

除了陈先生自己的外舅请吴昌硕作行书对联,吴昌硕三天之后,交付的是篆书(因为他从来不写行书联),于是陈先生的外舅勃然大怒,并言生不复见(最终也的确没有再见面,因为三年之后,吴昌硕就故去了),但这一件事并不足以引起陈先生发自内心的不满。

一定还有深层次的原因——最大的不喜欢可以从陈先生的《安持精舍印话》找到点痕迹:(陈巨来先生的印话手稿)昔于我友陈蒙安斋中获读郑叔问文焯手写笔记二册,内有一则述及昌硕丈刻印事,移录如下:“往见老铁刻一石罢,辄持向败革上著意摩擦,以取古致。

他不喜欢的是吴昌硕的印风,也不喜欢他制印“做印”的方式,甚至认可郑文焯的说法,觉得吴昌硕刻印是“石头的厄运”。

(吴昌硕的印面)相比之下,他更喜欢黄牧甫和胡鑺的印风,因为他们的印更精整工细,如图:(胡鑺的印面)我们知道,吴昌硕刻印是“信手即刻”的(陈先生记载吴老有随手乱刻的习惯,甚至刻的满桌子都是石鼓文),甚至可以拿铁钉制印,这跟陈巨来先生是大异其趣的,我们现在看陈先生写而未刻的印稿,以及《陈巨来制印墨稿》中所列的上石印稿可以看出,陈先生制印,必是先精心写稿,最终水印上石再奏刀施刻的。

(陈巨来先生写而未刻的印面)之所以有这样的呈现,当然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印风截然不同:陈巨来先生的印风是更靠近“精金美玉式”(李刚田语)的,是工稳的,是精工的,是“错采镂金”(宗白华语),是精雕细刻,他要求精确、细致,更多的人工操作,追求的是极致的工艺之美。

也就是说,他更多追求人胜之至、工能之美,尽人力之所能,工整端严,精益求精、尽善尽美,顺应人道常规,极具理性色彩,是篆刻艺术形式的高度提纯化、精密化,也同时伴生人工制作的高难度化。

(陈巨来的印面:下里巴人)吴昌硕先生的印风是更靠近“野山荒原式”的,是写意的,是粗放的,是“出水芙蓉”,是返璞归真,他更寻求意外的天趣,虽以人工的操作来“仿”天然的趣味(他的“做印”),但追求的还是表达情怀、抒发情感。

他淡化或放弃人为的努力与装饰,恣情肆性、回归自然、无为任运。

他更合乎天道常理,极具原始色彩,是篆刻艺术形式的高度丰富性、自然性,同时也伴生人工制作的极端随意性。

(吴昌硕的印面:海日楼)对,两个人的艺术追求是背道而驰的,所以,作为后来者,陈巨来先生不喜欢吴昌硕,再正常不过了。

当然,还有另外的原因,就是,与吴昌硕年岁相仿而印坛地位相当的名家还有一位,就是赵叔孺,赵是陈先生的老师,陈先生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与吴昌硕:迩来印人能臻化境者,当推安吉吴昌硕丈及先师鄞县赵叔孺时棡先生,可谓一时瑜亮。

(《安持精舍印话》)工稳与写意之争,在印坛长期存在,两种印风背道而驰,但却并不,审美是主观的,每个印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趋向,陈巨来先生有,吴昌硕先生也有,并且呈现在他们的作品里。

但审美又是极具个性主张的,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审美,必然对另一种极致背道而驰的审美在心底有反感。

这实在是陈先生自我坚持之外的题中应有之义,所以,陈巨来先生不喜欢吴昌硕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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